航运减排任重道远

　　北京时间2017年6月2日凌晨3点30分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引发强烈反响。多国分析人士认为，美国此举或将加剧全球碳排放与气候变暖。除此以外，更为让人担心的是在这种“一切为经济让步”的思路带动下，未来牺牲环保的做法恐将渗透到各个行业中去。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下，不安也似乎蔓延到了航运业。

 　　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，海运减排规则展开的博弈之所以迟迟没有达成结果，根源还是在于一系列核心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。举例来看，是否需要进行排放总量限制？如何确定海运减排措施的实施对象及路径?这些措施的法理依据是修改现有的公约还是制定新的国际法?这些措施应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等等。一旦这些问题存在分歧，那么势必也将对减排造成壁垒。

 　　时至今日，回顾几年前欧盟采取单边立法行动不断向IMO施加压力的过往，一些场景依旧历历在目。不可否认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以及《京都议定书》的制定及通过，都与欧盟的积极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并且几年前欧盟等发达国家在《京都议定书》附则I中承担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，也更成为了加剧其意图在国际海运减排方面取得突破的缘由。但是，仅靠单边立法就能引领并解决国际范畴内航运减排问题么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。

 　　其中，欧盟单边立法当中“在中、长期内实施基于市场机制减排措施（MarketBasedMeasures，MBMs）”的饱受诟病恰恰就说明了问题的所在。当时关于MBMs的争论焦点在于该机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。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应遵守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原则，即遵守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，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，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原则。只有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，才能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。由于MBMs所引发的问题凸显，因此，目前，IMO一方面通过EEDI和SEEMP积极推进节能减排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另一方面，也在通过数据收集分析等为下一步实施市场机制做准备。

 　　除此以外，目前减排的一大难题还在于部分学者认为IMO在治理海运减排框架中没有考虑船舶的国籍，这一做法存在问题。学者们强调目前四分之三的国际海运船舶悬挂着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非附件一的国家的国旗。若适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仅仅针对附件一国家，任何治理船舶减排的措施都无法真正达到对抗环境变化的作用。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谈到：“几乎所有开放注册的国家都是《京都议定书》下非附件一国家，如果IMO的措施仅仅适用于附件一国家注册的船舶，那么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船舶所有人将到提供方便旗的国家去注册。”

　　不仅如此，提出该问题的学者们还担心未来该“瑕疵”可能会被发达国家用于逃避海运减排责任。附件一国家也会在发展中国家的授权下利用这种方便旗以逃避因IMO措施而增加的运费成本。毕竟，提供公开注册的国家大多不具备完备监管机制，也没有完备的检查和鉴定机制，甚至依据这种松散的机制吸引更多的船舶到该国注册。并且，这些船舶很少甚至从来都没有访问过其国籍国的海域。欠缺监管的状态很可能导致无法真实地反映船舶状况，从而无法进一步实施征费计划，且不利于船旗国监管职能的发挥。